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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叶经”恭临羊城 岭南善信有佛缘

2016年11月30日傍晚,广西安福寺释道宏法师亲率取经团成员一行五十七人远赴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迎请“贝叶经”回安福寺途经广州,岭南各地信众闻讯自发到广东空港大酒店会议室参加隆重恭迎顶拜仪式。

释道宏法师从斯里兰卡国迎请回来的“贝叶经”

迎清顶拜仪式上,释道宏法师亲率四众弟子颂经主法,100多名居士信众在佛号声中恭敬礼拜!

迎请仪式现场,释道宏法师现场弘法

安福寺释道宏法师这次亲率四众弟子取经团成员一行五十七人远赴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迎请迎请《贝叶经》历时五天,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有关部门非常重视,以国宾待遇高规格接待了释道宏法师一行。
在恭请了“贝叶经”往机场回国途中,斯里兰卡国家信众自发地沿途合十护法,政府派出了警察摩托车队一路护送着“国宝”直达机场,场面庄严隆重,令人肃然起敬!
迎请的“贝叶经”将在广西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地苏镇安福寺安家落户。
 

【佛史探索】
“贝叶经”极其珍贵,见之如见佛面
“贝叶经”是在纸张发明之前,刻写在贝多罗树(即棕榈树)叶上的佛经。据《佛本行集经》卷五十一所载:“时彼天王,知如来意,即持笔墨及多罗叶,往诣佛所。”释迦牟尼成道后,曾于贝多罗叶上写明耶输陀罗所生之子为洗刷耶输陀罗的不贞之冤,使其母子免除灾难。这显示佛陀成道前后已经用贝叶刻写文字。也就是说,在佛陀住世的时代,“贝叶经”就已经存在。根据傣文经书《尼赕坦帕召》(关于佛祖历史的经书)和《坦兰帕召》(佛祖的经)记载,“贝叶经”在历史上的使用及传播,已有两千七百多年的历史了。
佛陀涅槃后,他的弟子举行了5次大规模的结集活动,将佛陀宣讲的教法,刻写在贝叶上,称为“贝叶经”。 “贝叶经”完整记录了佛教原典,成为后来佛学的基础。
在第一次结集中,结集了“法与律”。法,就是经典(最初法并没有五部与四阿含的分类组织,而是在后世的传承期间才被分类整理的);律,分止持戒(禁止事项)和作持戒(遵守事项)两种。此次结集,真实地记录了佛陀的教法。第二次结集是在佛陀灭度后一百余年,七百比丘为戒律上的十条诤议,会合在毗舍离城裁判此事。第三次结集是在阿育王时代,以目犍连子帝须为首的高僧,在华氏城进行结集,对经和律都做了分类整理,对佛教的修行方法、律的戒条和作法规定加以体系化,将难解的语句下定义加以说明;并将关于经律的研究文献辑录起来,形成论藏。这次结集,第一次形成了经、律、论三藏的佛学体系,刻写成“贝叶经”。在这次结集之后,阿育王派遣的佛教僧人携带刻写三藏的“贝叶经”,前往中亚、尼泊尔、缅甸、中国等地传教。而各地佛教徒前往印度学习佛法,带回本土的也是“贝叶经”。从此,佛教散布各国,成为世界性的宗教。而公元前1世纪的第四次结集,是斯里兰卡大寺派的高僧,在阿卢寺(灵光寺)用了3年多的时间,将佛教三藏典籍用僧迦罗文字母拼写的巴利语刻写在贝叶上,这就是《南传大藏经》。公元1世纪,大月氏贵霜帝国的迦腻色迦王与肋尊者商议发起第五次结集,召集以世友尊者为上首的高僧在阿富汗克什米尔地区,对经、律、论进行解释,刻写在贝叶上共30万颂,900多万言。
2000多年来,在印度、缅甸、尼泊尔,我国西藏、新疆等地,用梵文、奥里亚文、僧迦罗文、缅甸文、回鹘文、和阗文、吐火罗文等拼写的“贝叶经”各种写刻本,完整保存了佛学三藏原典,不仅记载了无数被历史湮灭的佛教原始真迹,也记录了古人在哲学、医学、数学、天文学等领域取得的成果,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献典籍是目前世界上古文献中最为珍贵的原始资料之一。贝叶文献堪称是全人类文化宝库中的圣典。
现存的“贝叶经”写本,尽管在数量上不如纸书写本,但是在佛典中却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因为佛经的梵文写本主要是贝叶写本。随着纸张的发明,贝叶逐渐被黄纸所取代。但是,贝叶写本的影响仍然巨大:即使是流行纸书,有时也依据贝叶的形式而做成贝叶型的纸;贝叶写经长期支配了印度书籍的样式,而且贝叶的形制和书写用笔,对梵文的字体也有很大的影响。
“贝叶经”甚至形成一种民族文化
在中国的傣族文化传统中,就有“贝叶文化”的提法。“贝叶文化”是因为傣族的文化内容用贝叶经本记载而得名。据傣族文献《帕萨坦》载,佛陀涅前,其弟子就曾来到缅甸一带传播佛法。公元前1世纪,西双版纳首次派代表前往缅甸迎接佛牙和经书。自此,记载着小乘佛教经典的贝叶经源源不断地传入。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傣族人民不但学会了贝叶的制作和刻写技术,还在14世纪左右,在缅甸文的基础上,创造出了自己民族的文字——傣文。此后,傣族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次重要事件,都在这一片片贝叶上记录下来。久而久之,刻写在贝叶上的内容就涵盖了傣族社会所有的文明成果。
由于冲突、战乱、气候等种种原因,保存到今天的在清朝以前刻写的“贝叶经”原叶极为稀少。
中国汉地的“贝叶经”,大多于盛唐时期传入。据《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法师在公元667年时,从印度带回657卷“贝叶经”,在长安翻译成汉文佛经,这些“贝叶经”大部分被藏在大雁塔中。往事过千年,今天大雁塔博物馆中的“贝叶经”只剩下区区几片了。而洛阳白马寺曾经藏有一部玄奘法师从印度取回的“贝叶经”,到现在也已经荡然无存。莫高窟藏经洞是世界考古史上一个重大发现,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从敦煌劫夺走的珍贵文物中,就有各时期、各种文字的“贝叶经”2000多片,其中有600片为残叶,现在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伦敦英国国家图书馆、巴黎国立图书馆等处,秘不示人,学者只能看到微缩胶片,唯有几片残叶在德国公开展示。
现在流传在中国的“贝叶经”少之又少,仅在西藏的萨迦寺、布达拉宫,国家博物馆、大雁塔、峨眉山、普陀山等处存有少量版本,“贝叶经”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西藏萨迦寺原有“贝叶经”100余部,现在仅剩21部。普陀山文物馆收藏珍贵文物众多,其中两件“贝叶经”尤为珍贵。其中之一是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由竹禅和尚敬献给普陀山普济寺的。
清代著名僧人竹禅和尚撰写的《贝叶记》中曾说:“后世之学者得见贝叶真经如见佛面,不枉出家参学,云游十方,益于身心。”印度《贝密传》更是说,能见“贝叶经”一片即结了佛缘,能拥藏“贝叶经”一叶者即结万缘、福满楼,功德无量万运通。后世信徒一直将“贝叶经”作为十分珍贵、神圣的法舍利供奉。
“贝叶经”:树叶上的佛教文明
位居中国滇西的傣族,将贝叶视为知识、智能、文明的象征。傣族使用贝叶是始于一个“绿叶信”的传说,传说中指出贝多罗叶具有耐久保存的特性。傣族除了用贝叶刻写佛经外,也用来记录天文历法、医药、文学作品及法律规约等知识。贝叶对于文化的传承功不可没,傣族人更视“贝叶经”为其文化宝藏。
由上述资料显示,印度、傣族都以贝叶来记录佛经及文献数据,这种以贝叶为文献载体,形成了“贝叶文化”。傣族因地缘关系,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很大,可知贝叶文化可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是一种开放性的文化。又根据傣文文献《帕萨坦》的记载,早在佛陀涅槃前,其教徒来到缅甸一带传播佛法。佛历419年(公元前115年),西双版纳首次派代表前往缅甸景腔和愿贡两地迎接佛牙和经书。由此书记载显示出“贝叶经”最早是从印度传来的。
公元一至十世纪,古印度佛教徒携带大批写有经、律、论三藏之“贝叶经”,前往中亚、中国新疆、西藏和尼泊尔等地区弘扬佛教,此等地区之佛教徒亦往印度学习佛教,带回大量之“贝叶经”。这对佛教和佛教文化的传播、发展,有莫大的影响,改变了佛教弘传的方式,各地出现了译经风潮,使佛法奥义逐渐被世人了解。
在经典中常以“贝叶”表诠佛典之意,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法师(玄奘)操贝叶开演梵文。”又《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六:“将敷贝叶之文用启莲宫之会。”从汉译经典中,显出“贝叶”在佛教文献的特质,在中国“贝叶经”几乎成了经典的代名词,和佛教关系密切。
“贝叶经”的制作
一部经典需要多片贝叶才能完成,其制作过程为采叶、水煮、晾干、磨光、裁割、烫孔、刻写、上色及装订等步骤。
制作“贝叶经”之贝多罗叶以嫩叶为佳,且叶片要柔软强韧。树叶采下后先经水煮、晾干,使叶片变得柔韧不易断裂,再用粗木棒将叶片表层两面磨光。然后将叶子截成所需规格,每片叶子长约两英尺、宽约三英寸,或将一片裁成多片。在叶面中间穿一或二小孔,或在靠边穿一个孔,以备装订之用。穿孔后的贝叶即可以刻写,通常每面最多刻写七、八行,并于每一刻完之叶面边上刻上页码。用特别调制的墨水涂在叶面上,再将叶面擦拭干净。古代大乘经典的贝叶写本,都用笔尖沾上墨汁写出来的;南传佛教巴利经典的贝叶写本,则全都以铁笔刻上文字,涂上黑墨之后,再擦掉表面,让字体浮现出来。最后,以绳、棉线或似竹筷物穿过叶面上的孔,并用与贝叶一般大小的木质夹板为封面及封底固定,以免散乱而利于携带,中国称此装订形式为“梵筴(夹)装”。如此一部“贝叶经”就算完成了。
由于贝多罗叶具有防水及经久耐用的特性,制作完成可再以肉桂油及灯烟所调制的特殊墨水涂在叶面上,更可增加其保存的时间。这是因为肉桂油具有防潮、防腐及防止虫蚁蛇蝮蛀食的功能。若为长期保存,若干年后可再涂抹一遍,或在经典外观再涂上生漆及金粉,也可使“贝叶经”不易腐毁。目前被发现的“贝叶经”,大都经过千年岁月考验及风霜的侵蚀,但它们仍可保存至今不坏,这是它所具有的最大特色,也是受重视的原因之一。
纸张发明后,一般佛经仍仿“贝叶经”的外形制作及装订,这种仿贝叶典籍装订法所装订的书册,虽然其材质可能为铜叶、桦皮或纸,但也被通称为“贝叶经”。
现存的“贝叶经”
大量贝叶经被僧人从印度和斯里兰卡带到中亚及中国新疆、西藏和尼泊尔等地区,因此在这些地区发现大量之梵文“贝叶经”,其中以尼泊尔发现之梵夹最为完备。
尼泊尔发现的贝叶晚于十世纪;日本保存的断片,有被推定为四至五世纪的,京都百万遍知恩寺所藏《起世经》类的断片,都被推定是六世纪;中国天台山国清寺只有一叶断片;印度贝叶本佛典之夹板里,绘有佛、菩萨、天部等画像者,称绘图本;朝鲜所传的《十万颂般若》有310叶之多,被认为是十世纪的杰作。
(阿汤  小峰  志文  文晖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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